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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大數據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如果說從浩瀚的歷史中總結出可借鑒的得失之道只有部分偉人可以做到,那么大數據的應用則可以讓歷史經驗這面鏡子飛入尋常百姓家。投資人會為我的技術秘密出多少錢?誰擁有我需要的專利?什么樣的商標價值更高?什么條件下知識產權訴訟勝訴率更高?在5月29日閉幕的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下稱數博會)上,一組組成功的大數據應用實例向與會者展示了大數據從浩如煙海的信息中拎出“干貨”、給使用者以指導借鑒的強大力量。如何保護大數據的知識產權也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

  大數據指明知識產權保護路徑

  “不同于互聯網時代的數據儲存和數據傳輸,大數據時代的大數據以數據的深度挖掘和數據的廣泛應用為主要目的。這給知識產權保護帶來了新的機遇。”在數博會的大數據與知識產權保護論壇上,中華商標協會會長兼秘書長馬夫指出,通過大數據分析尋找侵權規律,追蹤和定位問題源頭,為相關政府部門和企業實現為不同侵權行為逐步升級的有效布控和打擊,提供了可靠的路徑;同時大數據不僅使知識產權檢索更加便捷精準,而且還將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中得到廣泛應用。

  “從大數據統計結果來看,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法院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的規模和結構,是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相吻合的。”論壇上,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法官楊靜結合數據,向與會嘉賓分享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趨勢。“深度數據挖掘對我們而言是重要的參考材料,大數據甚至比我們自己還了解我們。每次閱讀大數據分析材料,都讓我們能迅速直觀地發現問題,促進工作不斷改進。”楊靜指出,數據分析顯示,我國知識產權案件面臨總量劇增、新類型層出不窮、涉外案件比例擴大等挑戰。比對分析結果,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有針對性地采取解決措施,如增加技術調查官,開展多元化糾紛解決,對新類型案件開展針對性研究,結合數據科學化、精細化確定侵權賠償額等。“通過大數據分析,我們推行符合知識產權訴訟規律的裁判方式改革,探索確定真正體現知識產權價值的侵權損害賠償額,提升司法審判效率,優化糾紛解決效果。”楊靜對大數據在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中的借鑒指導作用予以高度肯定。

  “大數據的應用,不能只求大求廣,一定要把大數據和具體的應用以及特定的行業結合起來才有價值。”北京知產寶網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普翔表示,零散的龐大信息沒有使用意義,只有將信息體系化、結構化,才是真正有作用、可以指導實踐的大數據。“從數據到信息,從信息到知識,從知識到指揮行動,這是我們所追求的大數據應用。”他表示。

  大數據呼喚知識產權保護“身份”

  “如果我們只產生、應用大數據,不對其本身的知識產權加以保護的話,就相當于‘裸奔’了。”在講解公司如何進行大數據運營時,普翔提出,大數據本身具有很強的創造性和實用性,這些特點與專利等知識產權有共通之處。

  “大數據不僅僅是海量數據的集合,更重要的是對數據集合進行采集、存儲、關聯分析。”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法官白帆指出,大數據實際上具有典型的無形財產的特征,形成大數據需要付出大量勞動,其結果具有很高價值,是典型的知識產權,應當依法受到保護。

  然而,大數據本身不同于專利、商標、版權等知識產權的特點,其究竟應當以何種形式受到保護,仍是學界爭議的問題。白帆指出,同樣是大數據,抓取采集的數據匯集、機器分析的數據處理、以報告形式表達的分析結果等,雖是大數據形成的不同階段,但由于手段的不同,其知識產權的權利特點也不盡相同,不能以著作權一概而論。

  “數據權利有沒有可能像歐盟一樣作為一種特殊權利保護起來?這是立法者、法官、律師以及全社會都必須參與的問題。”貴州財經大學大數據法律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劉云飛深入分析了多件大數據以商標、版權、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身份”作為訴訟標的的案例,指出當前無論是商標、版權還是商業秘密等保護方式,都不能完全適用于大數據的保護,應當抓緊完善立法,保護大數據的知識產權價值。

  “大數據產業的發展正在給相關法律制度提出諸多挑戰,我們必須從傳統的數據觀念很快地過度到規范的法律意識。”武漢大學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所所長寧立志認為,對大數據特別是海量的跨國流動的大數據進行產權界定非常困難,在傳統民法中難以找到準確的對應法條,需要對民法中的基本概念進行調整。寧立志還指出,讓大數據進入規范化的法律框架,不只是法律的任務,“法律、經濟和管理應該共同作用,才能做好這個課題。”寧立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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